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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摩西说来,必须在埃及找到被埃及人奴役与压迫的以色列民族,他们为了从这种奴隶状态中摆脱出来,愿意追随他。而罗慕洛则必须不再留在阿尔巴,并且必须在他出生的时候就被遗弃,日后他才能够成为罗马的国王和祖国的奠基者[4]。居鲁士则必须察觉波斯人对梅迪人的统治不满,同时梅迪人由于长时期处于和平状态从而变成柔顺软弱的人。至于提修斯[5],如果不曾遇到涣散的雅典人,他就不能够发挥他的能力。因此这些机会使得这些人走了运,同时由于他们具有卓越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洞察这种机会,从而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的祖国增光并且为国造福。过惯了自由生活的话,那末保有这些国家是最容易的;而且只要灭绝过去统治他们的君主的血统,就能够牢固地保有这些国家了。由于在其他的事情上维持着他们的古老状态,而且在风俗习惯上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人们就会安然地生活下去。正如人们在布列塔尼、布尔戈尼、加斯科涅和诺曼底所看到的,这些地方已经长时期地归属于法国了[3],而且尽管语言有某些差异,可是习惯是相同的,因此它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征服这些地方的人如果想要保有它们,就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要把它们的旧君的血统灭绝;另一方面就是既不要改变它们的法律,也不要改变它们的赋税。这样一来,在一个极短的期间内,它们就会同古老的王国变成混然一体了。由此可见,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这样一来,由于不需要一再从事侵害行为,他就能够重新使人们感到安全,并且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反之,如果一个人由于怯懦或者听从坏的建议不这样做,他的手里就必需时时刻刻拿着钢剑,而且他永远不能够信赖他的老百姓,而由于他的新的继续损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因为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他们的积怨就少些;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人民能够更好地品尝恩惠的滋味。总之,君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该在人民当中生活,以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不论是好的或者坏的,迫使自己改弦易辙[11],因为如果这种变革的必要性是在不利时期发生的,这时你采取严酷手段就太晚了,而你作好事也帮助不了你自己,因为人们认为你是被迫如此,你是不会因此得到任何的感谢的。云顶娱乐1.6.0斯巴达人和罗马人就是两个例子[2]。斯巴达人依靠在当地建立一个寡头政府来控制雅典和底比斯;但是结果仍然失掉雅典和底比斯。罗马人为着保有卡普阿[3]、迦太基[4]和努曼齐阿[5],把它们毁灭了,就没有失去它们。可是罗马人想同斯巴达人那样保有希腊,让它享有自由并且允许它的法律存在,他们却没有获得成功。因此,他们为着保有希腊,不得不把那个地区的许多城市加以破坏。因为要稳固地占有它们,除了毁灭它们之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从而任何人一旦成为一个城市的主子,如果这个城市原来习惯于自由的生活,而他不把这个城市消灭,他就是坐待它把自己消灭。因为这个城市在叛乱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的名义和它的古老的秩序作为借口。而这两者尽管经过悠久的岁月或者施恩授惠都不能够使人们忘怀。除非将那里的居民弄得四分五裂或者东离西散,否则无论你怎么办或者怎样预防,他们还是永远不会忘掉那个名义和那种秩序的,正如在佛罗伦萨人羁绊下百年后的皮萨一样,人们遇有任何不测之事就立即想起它们。

云顶娱乐1.6.0[2]这里“许多人”,在古代,包括以《理想国》著名的柏拉图、以《政治论》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等人;在中世纪,包括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354—430)、托马斯·阿奎那等人。马基雅维里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在国家论方面,特别是在《李维史论》中,又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现在谁要是仔细研究塞韦罗的行为的话,就会察觉塞韦罗既是一头最凶猛的狮子又是一只极狡猾的狐狸,并且还会发觉他受到每个人的敬畏,同时军人并不憎恨他。他作为一个新人物,却能够很好地保持这个帝国,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享有的最高的声誉,使他能够始终抵消人民由于他的掠夺行为可能产生的憎恨。再说,一个君主如果占有上面所说的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本国不同的地区,他就应当使自己成为那些较弱小的邻近国家的首领和保护者,并且设法削弱它们当中较强大的势力,同时要注意不让任何一个同自己一般强大的外国人[6]利用任何意外事件插足那里。而且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些心怀不满的本地人,由于分外野心或者由于恐惧,把外国人引进来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罗马人就是由埃托利亚人给引入希腊的[7];而且罗马人过去侵入的任何地方都是由那个地方的人给引入的。事情的经过常常是这样的:当一个强大的外国人一旦侵入一个地区的时候,在这个地区里所有那些较弱小的势力,由于对那个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强大势力的嫉妒作祟,就会立即依附这个入侵的外国人。因此把这些弱小的势力笼络过来并不需要什么气力;因为他们全体会立即甘心情愿同他所已经征服的国家联结成为一体。他只要注意不要让他们取得太大的力量和太大的权威;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是能够很容易迫使那些较强大的势力屈服的,从而能够继续成为这个地区的完全的主宰。但是如果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他就会很快地把已经赢得的一切丧失掉,而且当他拥有这个地区的时候,他会感到无限的困难与烦恼。

[24]路易十二世于1502年7月回到意大利,一部分原因是制止瓦伦蒂诺公爵继续向托斯卡纳扩张,同时也为了准备征服那波利王国。[19]圣·乔治(SanGiorgio),枢机主教,即拉斐勒·里亚里奥(RaffaelleRiAario),其命名同前。[2]格尔夫(Guelfe)和吉伯林(Ghibelline),这是第十二至第十五世纪意大利两大对立的政治派别。格尔夫党一般支持教会,此派以佛罗伦萨、波洛尼亚和米兰为代表;吉伯林派与前者对立,在意大利北部(包括皮萨、韦罗纳等地),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最后,其斗争沦落成为单纯的宗派性的斗争。云顶娱乐1.6.0现在回到我们的本题吧。我想,任何人只要考虑以上论述就会了解到:上述的皇帝们灭亡的原因或者是仇恨,或者是轻蔑;并且还会认识到:在那些皇帝当中若干人是这样子行动,若干人的行动则与之相反,但是在每一类行动中,只有一个人获得幸福的结果,而其余的人则不幸以终。因为对于同是新君主的佩尔蒂纳切和亚历山大说来,想要模仿那个根据继承权世袭王位的马尔科,不但徒劳无益而且是要吃亏的。同样地,对于卡拉卡拉、科姆莫多、马西米诺说来,想要模仿塞韦罗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使自己能够追踪塞韦罗。

[6]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GirolamoSavonarola,1452—1498),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1475年为多米尼加会修道士。五年后进佛罗伦萨圣马尔科修道院传教,抨击当时教会和教士腐化堕落,主张改革和复兴宗教,并建立一个有效的共和政府。1491年萨沃纳罗拉成为圣马尔科院长,对佛罗伦萨政治影响日增。1494年,自梅迪奇家族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后,萨沃纳罗拉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支配权,主持制定1494年宪法;至1497年为其全盛时期。但为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所敌视,其势力骤然削弱,1498年作为异端者被捕,并被烧死。马其顿的菲利普[2],不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而是被蒂托·昆托(TitoQuinto)所战败的那一个人,如果同攻击他的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强大相比,并不曾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他是一个勇武的人,他知道怎样结好于人民,怎样防止贵族为患。因此他对他们的战争维持了多年,尽管最后他失去了某些城市的统治权,但是他仍然保有他的王国。[7]马尔科·奥雷利奥(MarcoAurelio,121—180),罗马皇帝(160—180),以斯多噶派哲学家出名,著有《沉思录》。但是,关于臣民的问题,当没有外患的时候,君主不得不害怕的只是他们秘密地搞阴谋。关于这一点,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轻视,使人民对他感到满意,他就能够坐稳江山了。正如我上面已经详细申述的,这是君主必需做到的一件事情。一位君主要能够对抗一切阴谋,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受到广大人民憎恨,因为搞阴谋的人总是指望把君主置诸死地来取悦于人民;但是,如果阴谋者认为那样做只能激怒人民的话,他就不会有勇气实现这样一类的意图了。因为,阴谋者将要遭遇到无限的困难。经验证明:自古以来,阴谋为数很多,而曾经成功者甚少,因为搞阴谋的人都不能够单枪匹马地干。而且,除了那些他认为是心怀不满的人们之外,不能够找到别的人合伙同谋。但是,一旦你向一个不满之徒吐露你的意图,你就给他一个使他可以获得满足的方法,因为他显然可以期待从这里取得各种好处[1],当他看到:站在这一方面利益是确定的,而站在另一方面则是不确定的并且充满着危险,如果他笃守信义,他就是你的罕有的朋友,否则就是君主的非常顽固不化的敌人。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引述当代的一个例子。当今的皇帝马西米利阿诺[1]的宠臣卢卡神父[2]谈及皇帝陛下时说。皇帝从不谘询任何人的意见,而且又从来未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这是由于他采取了同上述的相反的方法。因为这位皇帝是一位好守秘密的人,他既不把自己的计划通知任何人,亦不听取关于这些计划的任何意见。但是当他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它们就开始为人们知悉和发现,并开始受到他周围的人们反对。于是他很轻易地就改弦易辙。结果,他今日所做的事情,到了第二天就推翻了;谁也不理解他想的是什么或者打算做什么事情,并且不能够信赖他的决定。君主们,特别是新君主们,现在已经发现在他们国家肇始的时候,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们比在开始时他们信赖的人们更加忠诚,更加有用。潘多尔福·佩特鲁奇这位西耶纳的君主[3]治国,使用他过去怀疑的人比使用别的人来得多。但是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够概而言之,因为这件事情按照具体情况而异。我要说的只是,那些在一个国家肇始的时候是敌对的人们,如果他们是需要获得君主的支持以保持其地位的人们,新君主往往很容易赢得他们;而且由于他们明白自己必须用行动来消除君主原先形成的对他们的坏印象,他们更加不得不竭志尽忠侍奉君主。因此,君主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利益,常常比从另一些人那里得来的多,因为后一种人抱着过分的安全感侍奉君主,从而对君主的事情掉以轻心。对当前的事件,公爵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这些。但是对于将来,他不能不忧惧重重。第一件事是,教廷的新继承人可能对他不友好,而且可能企图夺回亚历山大教皇已经给他的东西。因此,他考虑采取四条办法。其一,把那些他已经废黜的统治者的家族灭绝,使教皇无可乘之机。其二,正如上面所述,把罗马的贵族全部争取到自己一边,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抑制教皇。其三,尽可能使枢机主教团[11]更加倒向自己。其四,趁着教皇未死的时候取得更大的统治权,以便能够依靠自己抵御最初的进攻。在这四件事情当中,当亚历山大教皇去世时,公爵已经完成了三件事;第四件事也差不多完成了,因为对于那些被废黜的统治者,只要他能够杀多少就已经杀多少了,只有极少数幸免于难;同时罗马的贵族也已经被他争取过来,而且在枢机主教团里面极大部分人是他的同党。至于进行新的征服问题,他决计成为托斯卡纳的主宰。他已经占领了佩鲁贾和皮奥姆比诺,并且已经把皮萨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他一旦不再需要顾虑法国(他实在无需继续顾虑,因为法国人已经被西班牙人驱逐出那波利王国,这就使得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不向他买好),他就立即攫取皮萨。继此之后,卢卡和锡耶纳一来由于对佛罗伦萨人的妒忌,二来出于恐惧,都会立即投降。对此,佛罗伦萨人不会有什么补救办法。如果他的这些计划实现了(他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那一年是获得成功的),他就会取得巨大的权力和声望,他可以自立,不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幸运,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我们的祖先和那些被认为明智的人们常说,保有皮斯托亚必须利用党派之争,而保有皮萨却必须用城堡[1]。他们抱着这个想法,在他们所属的某些城市煽起纷争,以便易于保有它们。意大利过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均衡状态,在那种日子里,这当然是作得对的。但是我不相信这可以作为今日的一条箴规,因为我不相信这种分裂会有什么好处;恰恰相反,当敌人迫近的时候,那些内部分裂的城市就会立即丧失了,因为较弱的一派总是投靠外国的军队,而其余的部分就站不住脚了。

[3]对穆斯林和改信基督教的西班牙的希伯来人,称为马拉尼人(Marrani),这是带有侮辱性的外号。他们在1501—150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以后并多次被赶逐,对西班牙王国的繁荣造成严重的损害。[9]布拉奇奥家族(Braeceschi)一个雇佣军首领的家族,其中最有名的一人是安德雷亚(1368—1424)。云顶娱乐1.6.0现在,如果你考察一下大流士政府的性质,你就会察觉它同土耳其皇帝的王国相似;因此,亚历山大大帝首先必须把大流士完全打垮,并且从他手中把土地夺取过来。在赢得这样的胜利之后,大流士死了[4],亚历山大大帝终于牢固地占有这个国家就是由于上述的理由。而且,假如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团结一致的话,他们本来能够牢牢地并且安逸地享有这个国家,如果不是由于他们自己引起骚乱,那个王国是不会发生其他骚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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